考信录

三十六卷。清崔述(1740－1816)撰。崔述字武承，号东璧，直隶大名(今河北今县)人，著名学者、经学家。其父崔元森治朱子之学，崔述幼承家学，年十四，即泛览群书。乾隆二十七年进士。从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六年，父元森、母李氏、长姊、弟迈及子天祐相继弃世，贫病交加，急欲求仕以自养，奔走活动十余年，于嘉庆元年选任福建罗源知县，后调到上杭县任知县，廉洁自持，同时革弊俗，重教育。后乞休去官，设馆教徒，闭门著书以终。在经学方面，兼具汉学、宋学之长：考据详明，辨析精微。以毕生精力，著成《考信录》。他著尚有：杂著十六卷、文集十六卷、志四卷、存箧书四卷、余编六卷、赘编六卷，近人合诸《考信录》为《东璧遗书》，共三十四种，八十八卷。本书是崔述辩证古书古史真伪的专著。书名取司马迁“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之意。本书，以尊经卫道为宗旨，凡所举例，均予以详细的考证与分析，不拘泥于先儒的观点，独抒己见，不主故常，以求明求真。其《自序》称：“述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干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始觉传注之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言，往往有与经相背者，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删削之”，又说：“古人之学贵精，后人之学贵博，故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撷益淆，而文人学士又好议论古人是非，而不复考其事之虚实。不知虚实既明，则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发古人之误，则必抉其致误之由，使经传之文不致终晦。”其治学的方法则是举秦以前史实，参互比较以求真，以经证经。全书分为前录、正录、后录、翼录四部分。前录二种四卷：《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正录五种二十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后录五种十二卷：《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考信附录》二卷；翼录四种十卷：《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古文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其《上古考信录》认为，《易传》仅追溯到伏羲，《春秋传》仅追溯到黄帝，不应后人所知反比古人详细，因此《纬书》所说“十纪”，《史记》所称天皇、地皇、人皇，都是虚妄，而以五行配五帝，更是阴阳家言，凡是称引上古的，大多为异端假托之词，不可当做事实，这虽是疑古，却是正论。《唐虞考信录》认为，“历数在躬”并非圣人所言，因圣人不会置人事于不顾而以“历数”为据，并由此出发推论道，《论语》说“天之历数”就同《书·皋陶谟》说“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天何言哉”一样，均指人事。《丰镐考信录》认为伯夷、叔齐并无叩马谏阻武王伐纣之事，只是因避纣而遭饿，遭饿即想得到护养，于是归顺周朝。《论语》只说“饿于首阳”，并未说“饿死于首阳”。战国时百家争鸣，杨墨横议，常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私心，毁尧就借重许由，毁禹则依靠子高，毁孔子又托出老聃，毁武王便利用伯夷。司马迁尊崇黄老，喜欢采录异端杂说，将此事写入《史记》，以至以讹传讹。学者当信《论语》、《孟子》，不当信《史记》。这类见解，都入理入微，精确不移。《洙泗考信录》专门考证孔子的生平事迹，以《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史记》等经典为主，将其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按年代先后顺序加以编排，凡是传注与经相合的，录以参证，不合的加以考辨，认为现存《论语》前十五篇基本可信，而《季氏》、《微子》、《阳货》、《子张》、《尧曰》后五篇疑问较多。在编排、考辨中，间或纠正其他古籍记载的讹误。《夏商考信录》认为“外丙内壬”当从《孟子》，不当从伪《孔传》削去这两代，程子、胡氏之说均谬。本书在当时不受重视成书百年之后其疑古辨伪的精神才被后人所认识和利用，对于近代经、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东璧遗书》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崔东璧遗书》，前有顾颉刚序，后附《附录》五种及索引。